唐太宗除了言传身教之外，还通过书面形式总结自已的领导经验，对李治进行教育。贞观二十二年(648)，他亲撰《帝范》十二篇，从《君体》、(去谗》、《戒盈)、《崇位)、《赏罚》、《务农》、《阅武》、《崇文》等篇目来看，是在系统地总结自己君临天下的统治经验，颁赐给李治，作为他即位时效法的榜样。

　　为此，太宗又在《帝范序)中告诚李治必须居安思危，小心谨慎：“战战兢兢，若临深而驭朽;日慎一日，思善始而令终。”并着重指出：“修身治国，备在其中。一且不讳，更无所言矣。”唐太宗在他留给李治的这份政治遗言中，对自己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评价，认为自己并非是“尽善尽美”的全人，而是一个功大于过、益多于损的君主，告诚李治不要学习他的过失，要学习他的长处，确实是有识之见。

　　唐太宗精心培养太子，目的当然是为了保证“贞观之治”的政治能够延续下去，不致于中断。任何一个封建统治者在寻找自己的接班人时，都会考虑到已行政策的连续性问题，唐太宗当然也不例外。唐太宗去世后，高宗李治即位，他違循太宗的教诲，顺应民心，继续推行贞观末一度中断过的休养生息政策，为继承贞观之治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　　永徽初，股肱大臣的攻见一致，是形成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，均田令的继续贯彻，促使经济进一步繁荣;以诗赋取士的推行，扩大了进士科的人选;《唐律疏议》的颂布，完善了贞观法制;平定西突厥的叛乱，维护了唐王朝领土的统一。

　　这一切都说明唐高宗李治在政治经济、文化、法律、军事方面的成果，比贞观时期扩大了，故封建史学家称之为“水微之治”，甚至与“贞观之治”相提并论。唐容亲景云年间，有个名叫韩琬的官员上疏指出：“贞观、水徽之间，家不动而耕者众，法不施而犯者寡，俗不偷薄，器不行底，吏贫者士耻同到，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;罚虽轻而不犯，赏虽薄而劝;位尊不倨，家富不奢;学校不励而勤，道佛不惩百戒;土木质厚，裨贩费蚩。”(《新唐书韩琬传》)

　　“永徽之治”正是“贞观之治”的继续和发展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也是唐太宗用人策略的一个胜利。对此，司马光赞叹道：“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，以杜祸乱之源，可谓能远谋矣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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